张承业这般操之过急，是他本人的治军风格所致，还是他忧虑禁内天子处境，要急于编成新军，急于入宫扫除阉患。
李晔不确定。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前日发生在禁内的王彦范等人逼宫事件，必然会让张承业更加急躁。让他在传来的第一条消息内，就说出了“刀俎已备”四字……
杀牛宰羊。
牛指刘季述，羊指杨复恭。
除掉刘季述和杨复恭，一举剿平禁内的阉党之祸，张承业的心意是好的，可他的这个更急躁的建议，李晔显然不会认可。
可张承业又不是张濬那般失之急躁的人，或许他真是有了某个精妙的计划，才有信心说出“杀牛宰羊”四字……
李晔既不认可张承业的“刀俎已足，杀牛宰羊”，也弄不清张承业为何忽然急躁，故而压下消息，暂不回复。
……
两日后，张承业又送来消息，依旧八个字：左右互搏，先左后右。
果然，张承业是有计划的。
左，指左神策军；右，便是右神策军。
张承业的计划是，他先假意投靠在右神策军名下，借右军之力，优先除掉左神策军，然后再回头来料理右神策军。
京内外的兵权全握于左、右神策军之手，形势艰难，这恐怕也是眼下唯一能用到的法子了。
但李晔依旧不认可这个方法。
刘季述向来狡猾，即便他真信了张承业的投靠，也有意与杨复恭争夺权势，但他多半不会倾右军之力去杨复恭硬刚，大概率是放出张承业的飞龙兵去当炮灰。
如此一来，杨复恭的左军会不会被击溃尚且两说，即便最后成功驱逐了杨复恭，也是他刘季述大获全胜。
张承业想调过头来再对付刘季述，根本就无从谈起。
再且，左、右两神策军的实力严重失衡，左军几乎是碾压了右军，张承业加上刘季述，也远远不是杨复恭的左神策军的对手。因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行不通。
再退一步说，即便张承业智谋百出，利用杨复恭为人少思量的缺点，取巧斩获了杨复恭，那些杨家的外镇藩帅又如何处置？
通过史书上的记载来看，杨家儿郎们一直忠心于杨复恭，即便在杨复恭失势后也不离不弃。
所以擒贼先擒王这招行不通。
先斩杀杨复恭，只会逼反那些杨家藩帅们，令他们举师犯阙。
即便不犯阙，也会从此与朝廷反目，再不服从朝廷的旨令……
李晔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处置杨复恭的问题，他心中隐隐有一个计划，便回复张承业：无如放羊出圈，闭门宰牛。
杨复恭权势遮天，此人不除，李晔便做不回天子，更别提强兵兴国。
可杨复恭又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加之如今藩帅不臣的形势……
所以，将杨复恭调离京城，再集中力量除掉势力羸弱的刘季述，才是真正可行的唯一方法。
此方法可行，还在于，杨复恭权势大却心思疏漏，刘季述狡猾却实力一般，对他们一个用计、一个用武，可算是对症下药了。
……
仅隔一天，张承业便回消息：耀日当空，万物普照。剑南水草肥美，可放羊。
以张承业的才智，他自然能看出天子的计策何等精妙。
以至于在力求简短隐晦的消息里，他不惜多添了“耀日当空，万物普照”八字，来传达他对天子的颂赞。
毕竟，天子圣明，这天下，才有了希望……
剑南水草肥美，可放羊。
张承业的这句话是承接李晔的计策而来，既要放杨复恭出京，他认为应当放去剑南三川。
李晔前后一想，便知道张承业为何挑中了蜀地。
因为要想调杨复恭离京，不可能凭武力驱逐，只能挑一个杨复恭愿意去的地方，让他心甘情愿的自己领命前去。
而剑南三川，更确切的说，是三川中的西川，便是一个杨复恭十分想去的地方……
但其中也有一个忧患。
剑南三川虽毗邻关中，可其间却是蜀道艰难，杨复恭的左神策大军一旦入川，想要再抽调回来，便十分不便。
李晔是想调杨复恭和左神策军离京，可又不想把他们调去一个来回不便的地方。
因为。
神策军镇关中，不只是拱卫京师，更是对关中其他藩镇的一个震慑，一旦神策军被调去来去不便的西川，关中其余藩镇难免蠢蠢欲动……
尤其是西边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
其人野心勃勃，又深知朝廷的虚实（李茂贞本禁军出身，曾任神策军军使、扈跸都都将），凤翔与长安间通衢水路相连，几无关隘屏障……
李晔回复道：西有虎狼，不便远行。
……
张承业隔天便回：一屋不扫，何扫天下。
李晔沉思良久，赞同了张承业的话。
有得，便有失。
既然定下了先内再外、由近及远的策略，就应当贯彻到底，切不可瞻前顾后、畏手畏脚。
将卧榻之侧清扫干净，把祸害帝国及帝国天子百余年的阉祸先除掉，才是重中之重。
……
……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李晔先后私下里两次召见杜让能，详细了解朝廷的财政状况。
随着西川和淮南两个朝廷赋税主要来源地先后陷入战乱，朝廷这两年的收入直线下降。
上缴两税的只有关中几个州县、尚未被李茂贞完全控制的陇右数州、杨复恭控制下的山南西道、赵匡凝治下的山南东道、和偏远的岭南数地。
除此外，各地藩镇，每逢新的藩帅册立，和年底时节，也会向天子上缴些贡品作为孝敬。
另外，各地朝廷直属的“监院”偶尔也能收些盐茶酒税钱和铸币钱。（这部分钱，纯是欺负部分武夫藩帅不懂财政，从老虎屁股下抠出来的。）
总的来说，朝廷财政状况良好。
杜让能详细分析了各笔收支后，给了个大概的总数，朝廷去年财政盈余超三百万贯石匹束，内外库房内共存有近六百万贯石匹束。
这和李晔之前研究唐史得来的结论一致。
唐末时中央朝廷虽政令不行、军备荒废，但财政却一直比较宽容。若非如此，朝廷也不可能在数次被逐出京师、神策军被数次歼灭后，仍能立即再建神策军，且每次招募的神策军人数都能达五万至十万人的规模。说到底，还是朝廷有钱，掏得出来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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