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惇的眼里，苏东坡也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司马光早就死了，这股恶气发泄不完，就拿旧党中名头最大的家伙下手吧，管你是不是才华盖世—政治斗争中，才华是负累，会让你死得更快更惨。
总之，几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一脚踢到了岭南惠州。他在惠州待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还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别人来了都叫苦连天，唯他，一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派头。诗流传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苏东坡你还能这么快活！遂临门一脚，把他踢到了更远的海南。不能再远了，再远得入海登仙山了。
说起来，苏东坡也真是的，既然是在被流放、被处罚状态中，那么好歹要拿出点“职业精神”来，做出些苦楚不堪状，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不然人家不是白处罚你了，不是很没面子么？
何况，客观上来说，日子确实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饱，还要自己摘野菜填肚子，心爱的女人又染病死了。正常的人早该埋头痛哭了，凭什么苏东坡就不肯哭给大家看？不仅不哭，还得意洋洋！
章惇的怒火，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但我觉得，内心里，对于老友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其实是忌妒的，因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就有人能做得到。
这么多年了，苏东坡没变，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实，接物太随和，处世没心机的好人，总是很宽容，很有趣，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让你觉得他很可爱的人。
章惇曾经以为这不算什么优点，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高瞻远瞩，杀伐决断，敢为天下先，创不世之功业。苏东坡高才，名头响亮，但也不过是个保守的文人，哪有什么大气概大魄力？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
然而，他还是慢慢地对苏东坡痛恨起来了。
章惇惊异地发现，苏东坡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
想坚持点什么，就要咬牙切齿地和它死磕，很累很痛，但还是不知不觉被世界改变了模样，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我来。
可是偏偏苏东坡就可以不变，忠诚于自己的心，始终护卫着他自己作为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的原则。
外界有多纷扰，他的内心就有多丰饶，即使也常常迷惑、惊惧、不知所措，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更可爱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怀大志，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被愤怒与无能为力感缠绕着？
每一天，睁开眼就要开始与天斗、与人斗—一边应付明枪暗箭，一边在别人身后下黑手……那些人，无论是对手还是同伴，都一样的顽固、愚昧、狡诈，让他一刻不能放心，也一刻无法安宁……
他倒想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苏东坡真正地垮下来，让苏东坡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
可惜，苏东坡收到了章惇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恨意，他依然用那种够呛的天真赤诚，一厢情愿地相信：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悲愤地抓狂吧。
哲宗驾崩，徽宗上场，就是那个喜欢画画，球也踢得好的赵佶。章惇曾评价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极力反对他即位。因为这层恩怨，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
与此同时，苏东坡刚接到赦免，离开海南，正在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此时是不会和老友说什么的。
倒是他的儿子，也是苏东坡的门生章援，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东坡，替父亲求情。
苏东坡拿着信，高兴得要命，对儿子苏过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司马迁之风啊！”然后，回信道：“我和你父亲是四十多年的好友，虽然中间有些不和，并无损于交情……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论将来……”
大意如此，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也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后，看到这样平常又宽厚的文字，还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人性至真至善的光芒。林语堂感叹这封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苏东坡与世长辞—北归途中逝于常州，他没有来得及回到家。
那一刻，“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爱苏东坡的人，生前身后都是那样多。
章惇也于四年后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实原因是很多的，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比起其他的“大人”，苏东坡的事迹更好玩，更平民化，他在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
一言以蔽之，他到了哪里，就把自己当哪里人，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坦荡荡，竟然能把流放地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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