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啥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忽然觉得有只手在拍我，我一下子又惊醒了。使劲儿揉揉眼，坐了起来，这才发现母亲坐在我跟前。黑暗中看不清母亲的脸，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心里又“通通”跳起来，
接着，母亲又把二哥也喊醒了。二姐也披着衣服进屋来了。
“知道不？为啥叫恁磨指头？”母亲压低了声音问。
我心里一惊：母亲咋又提起“摘核桃”的事儿来了？又要打我们吗？
“为了把核桃津磨掉！”二哥嗫嚅着回答。
“咋说咧？从说！”母亲火气又上来了！
我赶紧补充说：“叫俺长记性，甭拿人家东西！”
“饿死不做贼，我说的话记住了没有？”母亲像个严厉的老师在教训不听话的小学生。
“记住了！饿死不做贼！”我俩小声回答。
接下来，母亲又说起她小时候跟外婆一起下山，偷薅人家的葱吃，被外婆用针扎指头的事儿。还讲了舅舅跟人外出买药，人家多给了几块钱。回到家里，被外婆好一顿暴打的事儿......
其实，这些事儿母亲已经给我们说过好多遍了！
看着母亲出了屋子，二姐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俩：“知道不知道？恁俩摘核桃那事儿，要是叫干部知道了，可不得了！咱妈还得大会上作检查哩！”
我吓得冲二哥吐了吐舌头：乖乖！
我让母亲生气的事儿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庄上，年龄和我大小差不多的娃儿们总共有八、九个。在这个“一巴掌”年龄段的小群体里，免不了发生这样那样的小矛盾。今天你和我是好哥儿们，说不定明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成了死对头。
在敌友阵营的不断变换中，我往往成为“少数派”。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时常会遭到伙伴们的“群殴”。
为什么我总是不讨他们喜欢？小时候想不通，慢慢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的原因。
我从小脾气就“孬”，不随和，不合群，这大概是小伙伴们不喜欢我的主要原因。谁愿意跟一个愣头青在一起呢！
更重要的是，我相貌不扬。脸上长满了“蝇子屎”，也就是雀斑。大人说小孩儿不爱洗脸，蝇子在脸上屙屎，包裹在皮肤里，长大就变成了雀斑。
还有，我的“头型”长得忒难看，人家都喊我“偏头儿”、“偏疙瘩”！而这最后一点儿，正是我同小伙伴们爆发“战争”的导火线！
说起“偏头儿”“偏疙瘩”这两个外号，还有着一段辛酸的往事。
我还在吃奶的时候，大约是半岁左右吧，母亲一只**得了“奶花疮”，也就是医学上说的乳腺炎。
也是母亲命不该绝。经过多方治疗，母亲的奶花疮被治好了。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可是左边的**坏掉了，留下一个巴掌那么大的疮疤。
从此，我只能吃母亲的一只奶。
婴儿的头骨还是软软的。经常侧着身子吃半边的奶，时间久了，头骨就变形了——半爿头呈圆形，半爿头呈扁平状，从后面看去，就像脖子上放着半个篮球。喜欢恶作剧的人就拿我这个生理缺陷开玩笑，给我取了两个外号：“偏头儿”，“偏疙瘩”！
惭惭懂事后，才意识到这外号对我就是羞辱。这深深刺痛了我！开始，当有人喊我“偏头儿”“偏疙瘩”，我就哭着跑回家去找母亲：“他们又喊我偏疙瘩了……”
天长日久，我遭受的侮辱在继续，内心的仇恨也在逐步加深。日积月累，矛盾达到了沸点，饱受侮辱的我开始学会用拳头“说话”。只要听到小伙伴儿们喊“偏头”“偏疙瘩”，我扑上去就开打！
俗话说，好手赶不上人多。人家抱团儿对付我一人，我常常被打得头上鼓包，鼻子流血，仍旧“死战不退”，每次都是被大人拉开才住手。
我和小伙伴儿们的“战火”还烧到了家里。只要我在外边一打架，吃了亏的娃儿们就会哭着喊着，跑到家里找母亲告状。母亲不是那种“护犊子”的人。只要人家告我的状，母亲也不管我有理没理，一顿打是肯定跑不了的！
在外边人家打我，回到家又挨母亲的打，我心里委屈至极：为啥倒霉的总是我？
这样的处境不但没让我屈服，反倒更激起我的愤怒，打人，挨打，这场“尊严保卫战”没完没了的上演着。一直到上学之后，才渐渐停息下来。
出乎意料的是，我和伙伴儿们好好，打打，闹了那么多年，居然“不打不成交”。在我后来遇到难处的时候，当初打过架的生哥、狗哥、赖毛哥们，都能不计前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我这“偏头”、“偏疙瘩”的外号从人们嘴里渐渐消失了。偶尔庄上那些爷啦奶啦、伯伯婶子们这些长辈儿见了我，伸出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咧开嘴笑着：“偏头儿！”“偏疙瘩！”
说来也怪，听到长辈儿们喊这两个外号，我竟然一点也不反感，反到觉得挺亲切的。以至于多年之后，每当回忆起儿童时代的种种“囧事儿”，竟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这两个外号来了！
“偏头儿”、“偏疙瘩”，这两个曾经充满鄙视的外号，记录下了我的童年时代，成为深刻在我脑海里的珍贵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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