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有助的怀里掏出纸的时候开始, 梁山伯的脸色就一直很是苍白。
但这种苍白并不是被戳穿了某种不堪或是被人当面职责而产生的苍白, 而更像是明明看着悲剧再一次发生却还是无法阻止的无力。
傅歧在咆哮，马文才在沉默，祝英台的手指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袖子，将好好的衣袖绞的皱皱巴巴, 却毫无所觉的继续在绞着。
每个人都有对刘有助的不同看法。
看过所有人之后, 梁山伯的目光还是放在了马文才身上，因为他知道在场这么多人里，只有马文才的话才算数。
祝英台年少心软，若是将刘有助交给他，肯定是偷偷放了。
马文才的人费尽心思将他抓回来, 并不是为了将他放掉的, 所以刘有助不会被交给祝英台处置，哪怕他才是“苦主”。
傅歧现在吼得欢, 那是因为刚刚祝英台阻止他以“罪人”的身份给刘有助定罪, 更拦着他不准他揍刘有助, 被拂了面子。
他本身对这种人和这种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在这里为难刘有助, 也不过就是让祝英台看看, 他的这种“妇人之仁”有多么愚蠢罢了。
他也是软心肠，真让他把人送进官府斩手，怕是做不出来, 最多把人揍个半死了事。
但他并不会揽下这事。
唯有马文才, 虽然年纪尚轻, 却已经有了未来权贵上流的雏形，无论是从平时的一举一动，还是他约束自己和他人的标准，都更像是个成年的士族高门，而不是普通的世家子弟。
这是一种可怕的自律和自我要求，他的心中一定有着更广阔的野心，所以像他这样的人，想要改变他的想法，最是困难。
马文才本来就是太守之子，他能用“杀人未遂”去诈刘有助，便必定早就知道刘有助最好不过是什么下场。
比起被绞死，斩一只手不知是更惨，还是更好一些。
但刘有助的罪过，真的大到需要被斩手、刺字，流放吗？
真的重到需要连坐吗？
他自己便是县令之子，自然知道按律还是按例全看判案之人的决断，真正会断案又有怜悯之心的，便如当年傅歧的祖父傅琰曾任山阴令时一般，遇到情节恶劣的，自然是重罚以儆效尤；遇见情有可原的，便是小惩大诫。
但士族严苛，为了维护他们高高在上的统治，极少有从轻发落的时候，如果冲撞的是士族尤为甚之，更别说马文才和祝英台都算是官宦之后。
刘有助今日怎么看，都在劫难逃。
刘有助哭诉和向傅歧求饶的时间里，梁山伯在心中百转千回，想出好几种也许能救刘有助的办法，又一一都被他自己推翻。
马文才这样的人，用情理法都是无法打动的。
他捍卫的是他自己那个阶级的尊严和统治，刘有助这样的人也许他过去看的太多已经麻木，你让一个已经固化了想法的人，如何自己去推翻自己？
梁山伯脑子快速地转动着，余光从揪着手指的祝英台身上一闪而过，心中有了主意。
马文才自然是不会为刘有助震动的，他也不会为他梁山伯震动，能让他改变心意甚至放下身段的，只有唯一被他承认是至交好友的祝英台。
虽然他不明白马文才看待这祝英台为何与他人不同，但事实放在这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他不会完全不顾祝英台的情绪。
而祝英台，又是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
他说不动马文才，可也许能说得动祝英台去求马文才。
想到这里，梁山伯也不再沉默，在刘有助哭叫过后，主动地承认了自己也曾偷过字。
“他没有说谎。”
梁山伯沉重地点了点头。
刘有助继续哭求着，傅歧也依旧在咆哮，但马文才和祝英台却已经将目光放到了他的身上。
在一片哭闹咆哮的嘈杂声中，梁山伯磁性的声音越发显得沉静。
“我活到至今，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去偷过字。”
他一字一句地说着。
“非常，非常后悔。”
刘有助吓傻了一般看向梁山伯，以为他也要置他于死地，眼神里已经有了绝望之意。
“我年幼丧父，家中原本也有父亲历年来费心搜集的手稿和书籍供我读书，可我父亲刚刚亡故后没多久，家中便起了一场大火，我母亲体弱，我当时人小力微，能把母亲拖出来就已经是万幸，那些手稿和书籍只能任其付之一炬。”
梁山伯的眼中隐隐带着一丝恨意。
“所以我虽是县令之子，但七岁之后，我和大部分寒生一般，无书可用，无字可看，无屋可住，无衣可穿，全靠父亲的故交和族中善老扶助，才能熬到贺馆主招我入馆。”
“我刚入馆时，和刘兄并无什么不同，只是我开蒙早，识得的字和看过的书比其他刚入学的孩子多一些罢了，那时候贺馆主要主持馆务，还要亲自授业，平日里还要调节士庶矛盾，也实在是管不到我一个和刚刚开蒙没什么区别的孩子，所以在丙馆读书的我，刘兄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也全部经历过。”
梁山伯对此很是坦然。
“当年我为了练好字，也曾去偷过字。不过我偷的不是学生的字，而是专去偷明道楼前张榜公告上学官们的字。”
随着梁山伯缓缓的叙述，傅歧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祝英台和马文才原本就没有声音，一时间，屋内只有刘有助低低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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